韩溪
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里，既有郭兰英味的《南泥湾》，又有王昆味的《农友歌》，还有胡松华味的《赞歌》和邓玉华味的《情深谊长》；此外，更有民族乐团的姜嘉锵、西藏的才旦卓玛、黑龙江的郭颂、湖南的何纪光、海政的吕文科、战友的马玉涛等等，真是人人有别、声声味异，显示了民族声乐的深厚底蕴。 然而，自从有了民族、美声、通俗三种唱法之后，民族唱法几乎形成了千人一声、万人同味的窘况。 究其原因，还是极左思潮留下的余悸。李谷一1979年因一曲《乡恋》而受到围攻，尽管她顶住了逆风，但从此被划入通俗唱法之列。 歌手大赛中，民族唱法评委圈子越来越小，一切以他们的情趣、美学观为标准，一部分有特点的歌手被吓跑了，跑到了通俗组，因为那里宽松些；一部分歌手则使劲向权威评委门下钻，求得“真传”之名，结果是削足适履，丢失了自己的特长。 民族唱法本来是集各民族民歌、曲艺、戏曲的科学唱法之大成。全国有56个民族，近400个剧种，300多个曲种，按理说，民族唱法应该是最宽阔、最有包容性、最丰富多彩、最迷人的。依我看，李娜的《青藏高原》、李琼的《山路弯弯》、高枫的《我们的大中国》、刘欢的《好汉歌》以及数不尽的“戏歌”、“曲歌”都可以归入民族唱法之列。 冲破“民族唱法”的樊篱，让民族声乐舞台百花盛开，千歌婉转。 （《文艺报》3．2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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